今年，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风雨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的精辟论述，从大历史观的视野高度评价了党创造的世纪伟业，生动展现了党在新时代朝气蓬勃的政党形象，精辟定位了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所处的生命周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斗志。党史教育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系统总结、研究百年大党为什么能够风华正茂？是什么奥秘使她青春焕发、风华正茂？从而传承、弘扬、用好这些宝贵经验，这对于解决好永葆共产党员先进性、实现中国共产党青春永驻这个根本性课题，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党史教育系列重要讲话暨“四史”、国际共运史基础上，系统围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风华正茂，谈9个方面的认识。

一、坚持学习立党、理论强党，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的先进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诞生的。自党成立以后，历来非常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就是一部创建性学习的历史。

（一）“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一开始就深刻认识到“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全党同志都要进这个无期大学”。从六届六中全会开始，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全党干部学习运动”广泛深入、扎实有效地开展起来。如果没有通过这次学习，大大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实现思想上政治上高度统一，就不会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就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

（二）“必须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1949年3月，中共中央从西柏坡移驻北平。毛泽东深有寓意地将其比喻为“赶考”，就是赶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考试。毛泽东同志警醒全党：“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响应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召，全党上下迅速掀起了一个学文化、学知识、学业务的热潮，较快地适应了繁重的生产建设等各项事业的需要，从而在执政初期的短短3年，很快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迅速把一个旧中国变成了一个新中国。

（三）“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重新学习”。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面对着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样“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邓小平同志郑重提出：“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强调“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特别强调，“实在不能学、不愿学的要调整”。通过学习，重新恢复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四）“学习、学习、再学习”。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面临着政治风波、经济风险等严峻考验。江泽民同志强调，全党同志要“学习、学习、再学习”。1993年9月出版《邓小平文选》，全党迅速掀起了学习热潮。1999年3月开始，党中央又部署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集中学习活动。“三讲”首先是“讲学习”。通过全党的学习，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加入了WTO，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

（五）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战略高度出发，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战略目标。这期间，创办井冈山、延安、浦东三个新的干部培训基地，推进农村远程党建教育网络建设，等等，从各方面加强全党的学习。通过加强学习，全党理论水平、执政能力进一步提高，我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有效化解国内外一系列突发事件，在攻坚克难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的发展。

（六）“必须大兴学习之风，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高度重视全党的学习。2013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当前，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认识好、解决好，唯一的途径就是增强我们自己的本领。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同时对学习内容和方法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面对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全面增强执政本领”。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率先垂范，已进行了34次集体学习。正是由于全党学习不断深入，我们在国际国内环境极其复杂的情况下，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由上可知：学习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鲜明特质，学习是党青春永驻的“天然氧吧”、奋斗进取的动力源泉、提升本领的唯一途径，学习力就是党的生命力、生存力、发展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二、坚持信仰铸魂、因信而坚，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

信仰是精神的灵魂支柱，信仰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也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在信仰的旗帜下百折不挠的奋斗史。自党成立之日起，即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崇高使命。这个崇高信仰，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世界观和方法论，牢牢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两大基石”之上，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正因为如此，当年美国作家斯诺到延安采访时，就发现共产党人一种伟大力量，并称之为“东方魔力”“兴国之光”！

这种“东方魔力”伟大力量源在何处、归因何方？

（一）信仰催生坚贞力。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人随时面临生死考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主席、贺老总、夏明翰烈士等满门英烈而初心不改。马日事变后湖南一片血雨腥风，革命者血流成河却没有被吓倒。”李大钊坚信：“只要我们有觉悟的精神，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方志敏用史诗般的语言，向世界宣告：“敌人只能吹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了共产主义牺牲，为了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有名可查的烈士就达370万人。毛泽东同志指出，“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在世界政党史上，也很难找到，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为了践行和坚守自己的信仰，付出了如此巨大而惨烈的牺牲。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还有什么比生死抉择更大的考验？为什么先烈们能够视死如归、义无反顾？这就是对崇高信仰的赤诚和坚贞。

（二）信仰催生使命力。历史永远不会忘记：1935年5月29日的那个清晨。一昼夜奔袭240里的红军红四团的勇士们，飞夺泸定桥，在挽救几乎陷入绝境的长征队伍的同时，也创造了生命力量的奇迹。红军每天冒着国民党反动派天上飞机轰炸、地下围追堵截，爬过终年积雪的高山、越过人迹罕至的草地，完成了举世瞩目的25000里长征。历史现象让你惊奇：1937年—1938年，无数热血青年奔赴延安。尽管他们徒步几个月，但每个人的脸上，还是洋溢着期待与兴奋。在他们当中，不仅有山野乡村的农家子弟，满怀激情的青年学生，一无所有的产业工人；也有出身豪门的少爷小姐、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资财不菲的华侨富商。年仅17岁的于蓝谎称要去天津参加同学的婚礼，带着继母给的五块钱从北京出发踏上奔赴延安之路，这一走就是1000公里的路，用了两个多月。据统计，出自官宦及富有家庭的人数超过三分之一。为什么能创造“惊人的奇迹”？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可思议”？这些都是崇高信仰的驱使。

（三）信仰催生战斗力。中国共产党具有大无畏的革命气概，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带领人民群众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经过极其艰苦的斗争，打败了疯狂猖獗、不可一世、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时期，面对蒋介石反动集团气焰嚣张、400多万大军“武装到了牙齿”的状况，谁都没有想到，在西柏坡“嘟”“嘟”“嘟”“嘟”的电报声中，我们党“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成功推进三大战役，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抗美援朝期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我们党毅然果断地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奋不顾身、英勇顽强、舍生忘死，共毙伤、俘敌71万余人。战争以美国侵略者被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而告结束，美国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空前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帝国主义欺侮和侵犯中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为信仰而战，我们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战之必胜，这就是崇高信仰的威力。

（四）信仰催生凝聚力。（1）信仰产生共趋力。早在1920年11月，毛泽东同志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帜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党员总数逾9500万的大党，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这就是共同的信仰所趋赴。（2）信仰产生内凝力。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遭受几次大的挫折：一是大革命时期，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六个月中被杀害者近3万人。二是由于“左”倾主义的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红军伤亡惨重，几乎丢失了所有的中央根据地。这期间，尽管我们党屡屡受挫，但由于崇高的信仰所趋，愈挫愈团结、愈挫愈奋起、愈挫愈兴旺。（3）信仰产生“云效应”。革命先驱和先烈们的动人事迹、党的领袖率先垂范、先进人物的模范行为，都给全党全国人民以极大的感召、示范、带动，积累、传承、放大一切向上向善的力量。

（五）信仰催生坚韧力。信仰犹如原子能。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主题，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先后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勠力同心、接茬奋斗，“任尔东西南北风”“乱云飞渡仍从容”，向着“无限风光”的顶峰迅猛攀登。这就是崇高信仰这个初心和使命所催生的“定力”“执着”和“坚韧”。德国左翼党元老委员会主席汉斯·莫德罗感言称，“中共有着为实现目标的持久力和忍耐力”“资本主义国家如果真的有什么计划，也只是着眼于选举周期”。哲人有言：“一个朝着自己目标永远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给他让路。”中国共产党具有这样非凡的坚韧力、持久力，有什么“上甘岭”“摩天岭”不能攻克？！有什么目标不能实现？！

浩瀚星河中，总有最为闪耀而夺目的星系。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战胜一切强敌、克服一切困难、夺取一切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坚守崇高的信仰——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竞争力！

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始终勇立潮头、与时俱进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是靠实事求是起家，也是靠实事求是兴旺发展起来的。

（一）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应当走什么道路？这个问题十分尖锐、紧迫地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此时，有三个“重大背景”在影响、干预着中国革命道路的确立：一是有俄国十月革命“走城市包围农村道路”（即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的成功经验。二是共产国际的干预。1928年6月，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作报告，仍认为中国共产党应以城市为中心，反对在农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三是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严重阻碍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所在的广大农村应当成为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战略基地；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而农村回旋余地大；在反革命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有利于积蓄、锻炼和发展革命力量，经过长期的斗争，逐步地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的最大实际，选择“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同志不仅在实践上首先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领导开创井冈山根据地，而且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出明确的说明。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促进其内部的瓦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98~99页）。“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提出，为复兴中国革命和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道路。邓小平同志后来曾指出：“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引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48页）。

（二）“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并非是在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经典作家那里没有现成的答案。建国初期，我们首先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但后来又发现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暴露了一些问题和错误，走了很多弯路，毛泽东同志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报告中提出了“以苏联为鉴戒”。这篇报告和随后召开的党的八大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的探索成果，对党的事业的发展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但由于后来遇到一些未曾料到的复杂情况，未能在实践中完全坚持下去。

1982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响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引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页）我国最重要的实际是什么？党的十三大作了深刻的阐述，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意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最大的国情、最大的实际，是我们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由此，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根本任务，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条生命线，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取得一切成就的根本原因，代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我们必须倍加珍惜。

（三）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政治判断。进入新时代的基本依据和客观要求：（1）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社会主要矛盾已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重大的历史性变化，对我国发展全局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2）奋斗目标产生新要求。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开启新征程、实现新目标，要有新的思想理论引领。（3）国际环境发生新变化。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在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关键时期，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突出。特别要看到，一些国家和势力对中国的阻遏、忧惧、施压不断增大，遏制中国崛起的意图日益凸显。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能否应对好这一大变局，关键看我们是否有识变之智、应变之方、求变之勇。以上“三个新”是当代中国、当代世界“最大的实际”“最重要的实际”。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这样的伟大时代中应运而生、顺势而成的，是立足时代之基、回答时代之问、引领时代之变的科学理论。这一重大思想通过对“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阐述，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她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开辟了管党治党新境界，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中国共产党正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这个兴党兴国之魂，保持了理论、道路、路线、方针和重大政策契合客观实际，实现与时俱进，党和国家才有今天，中华民族才大踏步赶上并引领时代前进的潮流。

四、坚持人民至上、群众路线，赢得民心得天下

我经常欣赏两个最激动人心的视频：一个是，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面对天安门广场排山倒海、激昂振奋的人民群众，毛泽东主席高呼：“人民万岁！”一个是庆祝党的百年华诞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86处用了“人民”的主题词，结束语振臂高呼“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领袖为什么高呼“人民万岁”？因为，党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人民是我们执政最大的底气”；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以民为天”、紧紧依靠和带领人民群众勠力拼搏、接续奋斗的历史。

（一）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准绳。“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09页）。陕北民歌《东方红》歌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儿嗨哟，哪里人民得解放……”是对我们党为人民谋利益初心使命的真实写照。百年以来，党为人民谋利益成功地实施了许多划时代的重大决策：

——实施“耕者有其田”的基本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农民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租种地主土地、受地主奴役剥削的实际，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根本问题、基本任务，以摧枯拉朽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砸碎了几千年来套在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亿万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新中国成立以后20多年里，我国借鉴苏联“集体农庄”模式，一直实行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管理体制。这种“大呼隆”“吃大锅饭”的经营管理体制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开工（农民下田）如‘纤夫拉纤’，收工（下班回家）如‘关公放箭’是当时最形象、最逼真的描述。”1978年，全国还有2.5亿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1982年元旦，中共中央在总结此前三年安徽、四川等地农村探索实践的基础上颁发一号文件，决定在全国全面推行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经营方式使农业生产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农民生产的粮食“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实现了权、责、利的紧密结合，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了。据统计，2020年与1978年相比，全国粮食总产量和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3.26倍、6.15倍。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进，不仅粉碎了美国学者布朗“谁来养活中国”的预言，而且为我国的整个改革开创了先河、提供了示范借鉴。

——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彻底取消农业税。在中国，农业税同国家相伴而生，缴纳“皇粮国税”从来都被视为“天经地义”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尽管农业发展很快，但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下降，农民“增产不增收”、负担较重的现象已初见端倪，在粮食主产区比较严重。2000年，中央发布通知，决定从2001年起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主要内容概括起来“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随着改革的推进，农民负担过重的状况得到有效缓解。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两个趋向”的重大判断，认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总体上已到了工业化中期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从此，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绵延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时代。农民种田不但不交税，国家反而以“粮食直补”方式倒贴一把。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采取措施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的基础上，国家以解决制度缺失为重点，打破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形成以工促农、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同时，切实解决农民有关利益问题：一是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积极构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框架。二是全面实现免费义务教育。三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谋利益的全面升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国情实际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鲜明地提出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是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确立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明确了为人民谋利益长远根本指向。二是提出“五大发展理论”，条条涉及“人”，核心是“为了人”，从发展这个基点和源头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人民谋利益。三是经过十六大以来这20年党带领人民不懈努力，中华大地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为人民谋利益已迈出全方位、均衡式、强力度、新质变的一大步。四是鲜明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史主题。“中国梦就是人民的幸福梦”“我们党将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坚持一切依靠人民，忠实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针对国民党“大筑其乌龟壳”指出：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完全打不破的。”（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39页）“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由此，我们党始终践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和根本工作方法。一是倾力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国亡党亡头”“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作出对外开放的重大国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都是我们党调查研究、问计于民的重大成果。1941年8月，中央连续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检查调查研究决定执行程度的通知》等文件，并在中央政治局下设调查研究局，毛泽东兼局长。二是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党强调领导者和上级机关要有虚心的态度和民主的作风，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包括反对的意见。1941年延安地区开征粮会，会议期间一位县长被雷打死。有人说怪话。毛泽东听后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群众有意见，主要是征粮过高，农民负担不起。于是中共中央研究决定把征粮由20万担减至16万担。毛泽东从群众的怪话中得到更多的启示。他说：“这就迫使我们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引自：毛泽东《七大的结论》《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404页）在中共七大和其他一些会上，毛泽东多次以此例教育干部，要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以改进我们的工作（参见：《全国干部学习读本：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人民出版社，第333页）。三是开拓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渠道和载体。在我国，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主要制度形式。由于人大代表具有真正的人民性和广泛的代表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党集中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民主、集思广益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党的重大决策、国家重要法律法规经过在这里磨砺，就会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科学、更具可操作性。

（三）“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就要增进与人民群众的感情；也只有感情深了、关系密切了，才能真正解决好“依靠”问题。红军时期有“半条被子”的经典故事：在1934年11月湖南汝城县纱州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党的领袖有很多经典故事十分感人：其一是，毛泽东在延安结交普通农民杨步浩。1961年困难时期仍惦记故人，托人给杨步浩捎去几斤白糖和两瓶酒；老人用两人合影做“通行证”，进到“中南海”，在主席家里做客。主席为他换上崭新的灰布棉衣。其二，周恩来与河北邯郸农民张二廷经常坐在门槛上谈心。1961年5月初，周恩来在河北邯郸专区咸安县伯延公社调研，发现路边的树光有树枝没有树叶，陪同的干部信口说“被羊吃光了”。周恩来从张二廷的质朴对话中找到了问题的真相，回到北京后及时向毛泽东汇报了调研得到的真实情况，此后不久中央作出决定，解散了农村共同食堂（参见：《北京日报》2015年2月3日）。其三，“高山流水觅知音”的“习贾之交”。1982年春，习近平同志在河北正定任县委副书记期间结识了县文化馆长、作家贾大山同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自1985年5月离开正定之后，他与贾大山的友谊没有因时空的变换而淡漠，也没有因职位的差异而生疏。他不仅主动给贾大山写信、通话、寄贺卡表达自己思念之情和美好祝愿，而且先后于1991年春节、1995年深秋、1997年2月9日（正月初三）看望大山同志，泪水溢满眼眶。2月21日，刚刚离开正定才十来天，突然接到电话——著名作家贾大山因病去世，享年54岁。习近平同志在纪实散文《忆大山》里写道：“噩耗传来，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大山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好兄长。我多么想亲自去为他送行，再看他最后一眼哪！无奈远隔千里，不能前往，也只能托人代送花圈，以示沉痛悼念。大山走了，他走得是那样匆忙，走得是那样悄无声息，但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愫，清正廉洁、勤政敬业的作风，襟怀坦荡、真诚善良的品质，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精神，都将与他不朽的作品一样，长留人间。”读完这篇纪实散文，深感“习贾之交”血浓于水、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利益决定人心，人心决定成败；视人民为江山，人民就把我们当“靠山”。正因为这样，大革命失败后，三十多万牺牲的革命者中大部分是跟随我们党闹革命的人民群众；红军时期，人民群众就是党和人民军队的铜墙铁壁；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淮海战役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人民群众干出来的；改革开放的历史伟剧是亿万人民群众主演的。人民群众是支撑中国共产党的“主心骨”，是我们党的力量和胜利之源。

五、坚持发展为要、务实为本，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中国共产党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深知：历史是由发展写出来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实现、维护、发展好人民利益，也最终依靠发展。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发展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一）首提“解放中国人民生产力”标准促进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蒋介石统辖区内部，生产不发展，通货膨胀到了惊人的地步，“一担钞票（纸币）买不到一头黄牛”。这种情形，导致各阶层人民同仇敌忾、揭竿而起，为救死而斗争，蒋介石反动集团人心丧尽。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的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我们党第一次提出“解放中国人民生产力”的标准，实施“耕者有其田”、减租减息、解放农民等“大政策”，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赢得了民心，调动了亿万农民积极性，成功地实施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二）制定党的基本路线保障发展。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切工作都要服从、服务于这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作为“立国之本”“强国之路”，则是发展的根本保障和途径。党的基本路线作为写进党章的党的根本大法，从根本上保障着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三）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发展。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按照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冲破姓“社”姓“资”的束缚，第一次将计划与市场从社会制度的属性中剥离出来，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围绕落实这个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演进轨迹是：从“建立”“完善”向“全面深化”推进。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根据“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分别作了两个重大突破：（1）十五大触及所有制改革这个“珠穆朗玛峰”，突破传统“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误区，确立了“一主多元”（混合所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提出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的重大论断，从生产要素上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2）十六大拓展、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范畴，确立了“一不三看”，即：“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构筑了广泛的发展统一战线，极大地调动和保护了人民群众发展的积极性。

（四）直面问题创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抓住主要矛盾作出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对外，倡导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这个“世纪工程”。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三新”要求，深刻回答了我国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是迈向第二个百年征程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改天换地”到“翻天覆地”、迎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综合国力跃升稳居世界第二位，是靠励精图治、接茬奋斗、忘我拼搏地发展出来的。发展，是增强综合国力、实现人民幸福、推动历史前进、提升国际地位的现实途径、根本途径、唯一途径。也正是因为我们在发展方面只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风景这边独好”的发展奇迹，为人民谋幸福、为世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感到由衷信赖、高度赞誉。

六、坚持开放包容、兼容并蓄，在海纳百川中发展壮大

发展之路是兼容。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宽广的政治情怀、深邃的战略眼光、与时俱进的思维品质，创建了一系列带根本性长远性、有利于发展壮大自己和增强生机活力的重大战略机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复兴号巨轮嵌入了巨大的核动能。

（一）运用统一战线法宝，画出最大同心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搞统一战线是为了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至今，先后建立五次统一战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任务、内容及特点：（1）国共统一战线（国民大革命时期）。1922年7月，党的二大初步提出统一战线方针，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合作。这次统一战线的形成，大大推动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从而使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得以顺利进行。（2）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真正认识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将关于农民问题的一系列正确观点，运用于土地革命的伟大实践中，使中国革命统一战线从此开始建立在牢固的工农联盟基础上。（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战争时期）。这次统一战线的形成，使我们党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4）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这次统一战线的建立，在推翻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斗争中和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新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大作用。（5）“爱国统一战线”（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到新时代）。这个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对于把中华儿女广泛团结起来，投身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聚合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此可知，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始终是党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

（二）坚持“一主多元”根本制度，实现良性互促循环。

一是坚持和完善“一主多元”的混合所有制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不能搞私有化，“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也没有出路。我们党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这个基本经济制度既增强国有经济影响力、控制力、引导力，又使多种所有制经济“杂交共生”“混合发力”、释放更大的能量，从而保证了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活力。

二是坚持和完善“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党派的关系是：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参政，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而是同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友党和参政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国家重大问题上进行民主协商、科学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促进共产党领导的改善和参政党作用的加强。这种新型政党制度符合我国国情，有利于极大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利于促进执政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避免了多党竞争、互相掺杂造成的政治动荡，又避免了一党专制、缺少监督导致的种种弊端，是党砥柱中流、永不懈怠，我们的事业众志成城、所向披靡的关键所在。

三是坚持“一元指导、多样并存”的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方针。我们党始终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成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这是因为：首先，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真理性。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她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她已经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所证明。其二，在任何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思想都是由其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基础决定的。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指导思想一元化，正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反映。其三，客观真理是一元的。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的科学真理只能有一个，这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苏联、东欧的沉痛教训证明，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必然否定、消解真理的指导作用，搞乱党员和群众的思想，导致政权丧失、国家解体。

在坚持“一元”的同时，党又正视和允许社会思想的多样化。这是因为：（1）社会思想多样化是一个客观的存在。（2）社会思想的多式多样，有利于促进思想解放、激发社会活力，推进理论、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创新。（3）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开放的思想体系。她能够海纳百川、博采众长，吸收和借鉴各方面有益的思想文化成果。

正是因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一元指导、多样并存”“用一元去引领多样”的指导方针，从而保证了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既有方向盘、主心骨，又有生机和活力。

（三）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释放巨大的体制能量活力。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巩固和发展，不仅决定于它是否有一个强大的上层建筑，而且决定于它是否有一个牢固的经济基础。二战以后，随着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解决“发展”的时代主题比“革命”（夺取政权）的主题，情况要复杂得多、难度要大得多、时间要长得多。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第一次把计划与市场从社会制度属性中剥离出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据此，从党的十四大开始，中国共产党全力做好带开拓性的、维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划时代课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个伟大的创举，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市场经济优势紧密结合起来，以社会主义制度之“辕”驾驭市场经济之“马”，从而实现了两个有机统一：一是政府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统一。一方面，充分有效地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更好地发挥政府保驾护航作用，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使经济持续、稳定、高效、健康发展，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二是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在充分提高效率、把蛋糕做大的同时，切实落实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现人心的良性循环。可以自信地说，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党创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始终是赢得发展辉煌的“体制之基”“胜利之父”。

（四）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兼济天下的世界情怀。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面临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突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提出：“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同时，秉承16字“丝路精神”（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互赢）、实施“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划时代意义在于：一是破解“世界之问”，及时回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时代课题，是解决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个主题的战略之举。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勾勒未来社会“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追求，转变为世界范围内伟大的社会实践活动，推动人类历史进步和人类社会发展，对于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三是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兼济天下的世界情怀，彰显了期冀实现“世界大同”“环球同此凉热”的强烈责任担当，贡献给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必将是和平与发展的甘露与“大同”的芬芳。因而，她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有关决议；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已由亚欧延伸到非洲、拉美、南太等区域。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博采众长、凝心聚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得以成功、走向辉煌的一条宝贵经验。

七、坚持路线“王道”、纪律“霸道”，铸就钢铁般的组织力、执行力

毛泽东同志提出过：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中国共产党作为9500多万党员的大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历经磨难而焕发青春，完成如此辉煌的事业，这与我们党的钢铁制度、铁的纪律密切相关。在这方面，连蒋介石1949年检讨失去大陆原因时也大发感叹，将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原因总结为七条，其中组织严密、纪律严厉作为一、二条。

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执政党，在组织、纪律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和独特的优势：

（一）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原则。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必须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面的原则，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种领导体制，从效率而言具有两大优越性：一方面，可以避免西方国家多党竞争经常造成的因利益牵扯而采取“冗长辩论”（以长时间的演说来阻碍提案的通过）、“缺席点名”（通过议员缺席，使议会无法启动表决程序）、“议会暴力”（通过暴力手段解决政见分歧）等斗争形式，而导致久搁不决的局面，大大提高决策效率；另一方面，可以有效规避西方“三权分立”造成不同机构之间相互扯皮导致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坐失良机。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制定重大决策，人大通过立法“将党的主张变成国家意志”，政府依法行政，政协参政议政；同级组织及其各人民团体的党组对党委负责、接受党委的统一领导。这种“北斗星群”的组织结构，强化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地位，形成了“同心圆”和“同频共振”效应。

（二）坚持严格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它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是党赖以存在和发展最基本的制度保证。其中，“四个服从”即“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是党最基本的组织原则和最基本的组织纪律。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原则，体现了党中央的至尊性、权威性，保证了制定和出台重大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有效性、及时性和贯彻落实的通达性、坚韧性。

（三）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形成了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在内的严密组织体系。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都不具有的强大优势。”中国共产党从初创时的五十几名党员发展为拥有9500多万党员、486万个基层组织的强有力的紧密组织，这些组织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上下贯通，有着使命追求的崇高性、组织队伍的先进性、组织覆盖的广泛性、联系群众的紧密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是坚强的战斗堡垒。我们党栉风沐雨、历经坎坷，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组织严密是重要保证。

（四）严明政治纪律，规避“破窗效应”。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世界一些政党有前车之鉴，政治纪律松弛导致分崩离析。“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最突出的特点和优势。”党特别强调，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矩，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这是一个重大政治原则。中国共产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明确规定了“12个不准”，这都是不能触犯、不能碰撞的“高压线”。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有的甚至比腐败问题更严重”“任何人不得越过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红线，越过了就是大忌，就要付出代价”。严明的政治纪律有力地维护了党中央的核心权威，保证了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规避了世界上诸多政党的“破窗效应”，有效地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美国知名政治家塞缪尔·亨廷顿曾经提出过十分有意义的“制度化水平”这个发展政治学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衡量一种政治制度制度化水平的高低，关键要看这个制度对于社会的适应性，越适应于社会实际、适应于社会发展的要求，它的制度化水平就越高（参见：《六个为什么》，人民日报出版社，第166页）。中国共产党的严明制度、铁的纪律，显示出无比巨大的优越性：一是有利于维护和形成党中央权威，使党的事业有了“主心骨”、领导核心。二是有利于调动和发挥全党全社会积极性，凝聚各方面力量和智慧，形成万众一心、排山倒海的力量。三是有利于形成全国一盘棋机制，有效地规避西方国家联邦制下政党区域化导致权力碎片化的现象。四是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规避西方国家的软、泛、散，平抑、化解自然灾害和社会风险。五是有利于形成高效、畅通的“决策执行体系”，提高效率和执行力。由此观之，我们党的严明制度纪律，实现了定力、活力、效率、组织力、执行力的高度统一和最大限度地发挥。这次世界性的防疫斗争实践雄辩而充分地证明，我们的制度化水平高于世界上任何国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望尘莫及、望而兴叹、无法比拟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独特而强大的优势之所在。

八、坚持自我革命、从严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是熔铸在中国共产党人血脉里的政治基因。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坚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

（一）居安思危，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充满忧患意识、在忧患中奋起发展壮大的党。（1）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时，抗日战争胜利的桅杆已跃出地平线。就在人们准备大声欢呼、庆祝“胜利”之际，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作的“结论”中却出人意料地提出可能出现的“十七条困难”，强调“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引自《毛泽东文集》第三卷，392页）。（2）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郑重地警醒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3）党的十八大则将“危”和“忧”的内涵指向，概括得更加全面、具体、准确——新形势下全党始终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4）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全党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要砺炼“底线思维”能力，“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强烈的忧患意识，是我们党勇于进取、自我革命、走向辉煌的动力源泉和基本前提。

（二）勇于坚持真理、纠正错误。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问题在于对于错误所持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同任何政党、任何个人一样，不可能没有错误，可贵之处在于坚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勇于发现错误、正视错误、纠正错误。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既是取得彪炳史册伟大成就的历程，也是不断纠错、总结经验的历程。党的历史上自我纠错、修正错误有三大峰谷阶段：一是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的遵义会议，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长达4年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二是1942年2月党开始的持续近三年的延安整风和党的六届七次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总结了建党20多年的经验教训，澄清了一些错误思想，使党在思想上高度统一，为七大的顺利召开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三是针对新中国成立后党在领导建设社会主义进程中出现过的“大跃进”等失误，甚至“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进行了拨乱反正，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工作进行了正确总结，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为领导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驰而不息加强作风建设，以上率下、从自己做起。“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读完《毛泽东家风》和他为自己定的三条交往原则（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周恩来的十条家规》，更加感人肺腑、肃然起敬。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他们的感人事迹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发生了多么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到我们这一代，而且影响到子孙后代。”（《邓小平文选》二卷125页）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警醒全党不要出现“霸王别姬”这样的时刻，要激荡正气定乾坤，动真碰硬、锲而不舍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首先，中央政治局把带头践行“八项规定”作为“先手棋”。“中央政治局从我本人做起”，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的庄严宣誓。人们看到，2013年7月在湖北武汉新港，大雨滂沱，积水漫过脚面，习近平总书记卷起裤腿，自己撑伞，向工作人员了解物流情况；人们看到，2014年1月，在内蒙古阿尔山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下，习近平总书记和普通的官兵一样头戴栽绒帽，身穿迷彩防寒服，视察边防哨所，和战士亲切交流……总书记身体力行带头严格执行八项规定，令人耳目一新，赢得了全党全社会的点赞。紧接着，对准焦距、找准穴位、抓住要害，下大力整治“四风”。有媒体道出人民的心声，中央八项规定犹如当年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静悄悄地改变了中国！

（四）始终保持反腐败斗争的高压态势。反腐败既是从严治党的“高压线”“底线”，也是“最后一道防线”。中国共产党同腐败是水火不相容的。在党的历史上，两大典型案例可昭日月、发人深省：（1）毛泽东1937年挥泪处理黄克功逼婚杀人案。1937年10月5日，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的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而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案发后，面对因为黄克功过去对革命的贡献而请求让他戴罪立功、不要处以极刑的呼声，毛泽东在致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中告诫全党：“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10月11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处黄克功死刑并立即执行。对黄克功案的果断处置，让党内部分居功自傲的人对革命法纪产生了敬畏之心。（2）毛泽东直接督促处理“共和国反腐第一案”。1951年11月全国开始“三反”运动后，揭露出曾在天津地区任党政主要职务的刘青山、张子善巨大贪腐案。鉴于他们无论在抗日战争还是在解放战争中都建立过功勋，对其请求宽大处理的呼声很多。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事实证明，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犹如两声惊雷，向全党敲响了拒腐防变的警钟，保持了我们党几十年的清正廉洁。这两例重大案件的处置，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共产党人执法如山的形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反腐败没有“铁帽子王”，任何人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大案要案，又努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坚持把“猎狐”和国际追逃追赃纳入反腐败斗争的总体部署，切断腐败分子“避罪天堂”的后路。凡发生腐败问题，有腐必反，一查到底，除恶务尽。我深切感受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从严治党、铁腕治党，一种坚如磐石的历史担当前所未有！一次次拿“手术刀”革除自身病症的精神前所未有！一种久久为功的坚韧意志前所未有！

九、坚持领袖掌舵、驾驭定向，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大海航行靠舵手，一个乐队须有一个总指挥。恩格斯在《论权威》中，对权威的地位、重要性论述得十分透彻、淋漓尽致。邓小平同志1964年11月在会见秘鲁共产党领导人指出：“党一定要有领袖，有领导核心。领袖与集体领导是不矛盾的。”（引自《邓小平文集》下卷222页）。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而党的领袖是核心的核心。从领导的终极意义上讲，一个大国的气质和命运，很大程度上是由领袖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独特机制产生薪火相传的卓越领袖，这是党风华正茂的关键。

（一）独特科学的领袖产生机制。西方国家是“钱袋民主”“财主党”，金钱主宰着选举过程和结果。与此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领袖核心的产生：第一，经过了长期的实践斗争砺炼。开国领袖毛泽东同志，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大浪淘沙形成的，是历史的呼唤和必然。习近平总书记从下乡知青成长为党的领袖，从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从普通的公民到国家主席，从政经历遍及党政军各个领域，历经村、县、地、市、省、直辖市，直至中央等所有层级的主要岗位，每一层级都扎扎实实、政绩卓著。正是经过一步步丰富而长期的实践砺炼，厚植了他治国理政的根基。第二，充分体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他们都是经过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都是党心所向、民心所向、众望所归。其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进行的是一场“接力赛”。围绕崇高信仰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党史主题，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勠力同心、接续奋斗，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干到底，从而有效地规避了西方国家“城头变幻大王旗”“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局面，保证了党的事业薪火相传。

（二）具有卓越非凡的特质。由于我们党的领袖核心是经过独特的选贤任能机制尤其是经过长期的实践斗争砺炼产生的，这就决定和确保了他们具有非凡的优秀品格和卓越素质。一是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党的领袖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着坚不可摧的信念，这是他们坚韧不拔、所向披靡的首要因素。二是具有深厚的为民情怀。党的领袖都深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视人民为江山，从而厚植了牢固的执政根基和巨大的执政底气，有着强大的凝聚力。三是具有巨大的理论创新功力和勇气。党的领袖都勇于坚持实事求是，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科学理论产生强大的指导力量。四是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党的领袖都具有深邃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眼光、国际化战略眼光，善于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有着强大的领导力。

（三）党的领袖核心的巨大作用。第一，引领方向。党的领袖是大海航行的“舵手”。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濒于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思想僵化迷惑的关键时刻，南方谈话在姓“社”姓“资”的束缚严重、难以迈开步伐的背景下，党的十八大以后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都是领袖把脉定向、拨正航向，让中国革命、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轮穿云破雾、乘风破浪到达或驶向胜利的彼岸。第二，驾驭全局。领袖具有极强高超的辩证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审时度势、见微知著，成竹在胸、科学决断，善于应对和驾驭各种复杂的局面。解放战争时期，面对430万“武装到了牙齿”的国民党军队，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针对东北、华东、华北三个战场的不同特点制定不同的作战方针，成功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使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率领全党坚决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了“世界之问”。第三，示范感召。中共领袖的自律和家风已广为人知、传为佳话，篇幅所限，不再赘述。这里，谨讲两则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领袖“以上率下”的范例：

其一，毛泽东派爱子上抗美援朝战场。作为戎马生涯大半辈子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何尝不知“子弹不长眼睛”“战场流血牺牲总是难免的”？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一家已经失去爱妻杨开慧等5位亲人，他何尝没有骨肉之情？然而，为了保家卫国，他派爱子毛岸英（时任北京机器总厂党总支副书记）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岸英以身殉国后，周恩来总理曾以报告的形式向毛泽东提出，应将毛岸英的遗体运回国内安葬，毛主席批示：“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就这样，父亲把儿子永远留在了他曾经战斗过的朝鲜三千里江山。此情此景，何等感人！浩瀚宇宙，泱泱世界，哪个国家的执政党有这样的首脑领袖？！也正是领袖以上率下、与人民同样的付出，才破解了全国刚刚解放、敌我双方实力悬殊太大即出兵朝鲜的难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才夺取了保家卫国的胜利。（参见：《信仰：我们的故事》，人民出版社2013年7月第一版）

其二，习近平人格魅力的感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民为天、人民至上，“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求真务实、动真碰硬，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以上率下、从我做起，夙兴夜寐、殚精竭虑、“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优良作风和崇高精神，为全党全国人民树立了巍巍丰碑。“其身正，不令而行”。正是习近平总书记人格力量的无声感召，党风、政风、民风为之一新。这种无声的静悄悄的转变，就是党的领袖无与伦比的示范引领的威力。

综上所述，笔者从九个方面总结分析了百年大党缘何风华正茂的"密码"。这个密码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科学的真理性、真挚的人民性、严密的系统性，是中国共产党的特质，也是党长期实践探索形成的经验结晶。在迈向波澜壮阔、未有穷期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只要我们始终不渝地珍视、坚持、用好这个宝贵密码，共产党员将能永葆先进性，伟大、光荣、正确的百年大党将犹如一轮喷薄而出的朝阳，永远风华正茂，永葆美妙之青春！

作者：吕东升

来源：学习强国